五十年前的今天 我在澳大利亚国会最佳位置见证了历史

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历史学家兼前外交官拉赫兰·斯特拉汉（Lachlan Strahan）回忆起1975年11月11日那天，在墨尔本一所小学上学的他被邻居接回家。那天正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被解职下台的日子。他那位积极参与政治的母亲“当时非常沮丧，甚至不敢自己开车”。

记者玛戈·金斯顿（Margo Kingston）当时才只有十几岁，对政治不感兴趣。她记得那天晚上她钻进被窝，蒙着头听收音机。第二天，在布里斯班上学的她在学校组织了一场游行。

对于许多在事件发生时已是成年人甚至还只是孩子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一“总理被罢免”事件是他们记忆中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能告诉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自己在做什么。这件事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就像在此之前十来年美国时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一样。

对于许多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工作的人来说，这是改变他们人生的一天。对于工党政客和工作人员来说，这几乎相当于丧亲之痛。而政治上的另一方则充满了兴奋和喜悦。我们这些在国会记者席的人都知道，我们处于前排位置，亲眼目睹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幕发生。

压力无处不在

这次罢免并非凭空而来。此前几周，政坛局势已然异常紧张，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率领反对党于10月中旬在参议院否决了预算案，而惠特拉姆则拒绝提前举行大选。

压力无处不在。惠特拉姆会屈服吗？一些自由党参议员会动摇吗？如果政府资金耗尽之前仍无法解决僵局，会发生什么？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John Kerr）会介入吗？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惠特拉姆准备请求克尔举行选举。但并非大选，而是举行参议院半数席位的选举——这种做法几乎不可能解决危机。但惠特拉姆误判了这位他亲自任命的总督，这一误判是致命的。克尔早已准备好罢免这位总理。下午1点，他在总督府向惠特拉姆下达了罢免令。

那天下午，惠特拉姆目光闪烁，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讲。“我们可以说‘天佑女王’，因为没有什么能拯救总督了，”他告诉人群说，并谴责弗雷泽是“克尔的走狗”。

示威者们涌入堪培拉；国会办公室里的碎纸机轰鸣作响。当晚，在堪培拉著名的查理餐厅，工党支持者和记者们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仍然震惊不已，情绪激动，餐厅里人满为患，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惠特拉姆敦促人群“在竞选期间保持你们的愤怒和热情”（这一号召后来被更广泛地引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工党支持者确实做到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媒体团队一起跟随惠特拉姆进行竞选活动：当时感觉他势头正盛。

当然，就选举结果而言，当时这种感觉完全是错觉。正如罢免前民调显示的那样，那些在1972年热情拥护惠特拉姆“是时候了”的口号和承诺的选民，三年后已经对工党失去了信心。

克尔付出了沉重代价

惠特拉姆政府是一个影响深远、锐意改革的政府。它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在医疗、教育、福利和社会政策方面都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改革。它激励了婴儿潮一代人。但它在行政管理上却混乱不堪、缺乏组织、敷衍塞责。一些部长更是胡作非为。惠特拉姆魅力非凡、富有远见，但他缺乏一位总理必备的一项重要素质：领导一支纪律严明的团队的能力。之后，随着事态开始恶化，政府在媒体中的敌人变得更加凶猛。

惠特拉姆执政方式以及其政府最终垮台的方式，使得他在后来的岁月里既成为后续工党政府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也成为工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

尽管弗雷泽获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但他上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作为总理的形象，尤其在他执政初期。一些人认为这让他变得更加谨慎；而许多媒体人士对他的看法则比实际情况更加简单化、非黑即白。

克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撇开党派立场不谈，许多观察家都谴责他的行为，尤其是从以下两方面：一是他的干预为时过早，二是更致命的，那就是他欺骗了惠特拉姆，而不是警告他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就会被解职。克尔担心（这种担心或许不无道理）如果他事先警告惠特拉姆，那么惠特拉姆会请求白金汉宫反过来罢免他，但这种担心并没有说服批评者。他被贴上了不光彩和懦弱的标签。

就连弗雷泽最终也认为克尔应该事先警告惠特拉姆。记者特洛伊·布拉姆顿（Troy Bramston）最近出版了惠特拉姆的传记，他在书中披露了一篇弗雷泽在这一系列动荡事件发生几十年后撰写的但从未发表过的惠特拉姆的讣告。

弗雷泽在讣告中写道，他后来认为“总督应该更坦诚地与总理沟通。他认为他必须保护君主，确保女王不会卷入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这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但事后看来，我认为他有更高的责任与当时的总理沟通，并警告他可能产生的后果。”

克尔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在1977年墨尔本杯赛马会上醉酒失态，使他不仅成为政治攻击的目标，也沦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弗雷泽在任命下一任总督时非常谨慎。他选择了广受尊敬、能够团结各方的泽尔曼·科恩（Zelman Cowen）。

极低的概率

1975年的总理罢免事件在澳大利亚政坛留下了长达数年的裂痕，其影响至今仍在。但工党比许多人预料的更快恢复了元气（尽管惠特拉姆在1977年再次惨败）。不到十年，工党就重新执政。

我们的宪政安排基本保持不变，总督仍然拥有解散政府的保留权力。然而也发生了一项改变：弗雷泽成功地发起了一次全民公投，以阻止抵抗权威的州政府通过任命不守规矩的候选人来填补上议院空缺，从而操纵参议院。正是这个漏洞导致了拨款法案被否决。总理罢免事件并没有推动澳大利亚走向共和制。

我们会看到类似事件重演吗？谁知道到100周年纪念日时会发生什么。但就目前来看，1975年的总理罢免事件已经让我们的政治体制对类似事件产生了免疫力。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要同时出现三个像惠特拉姆、弗雷泽和克尔这样的人物，以及类似的情况，其概率几乎为零。

主要人物都已经去世了。一些当年参与其中的人至今仍然怒气难消，这种愤怒持续了许多年，远远超出那次选举。

1975年惠特拉姆的新闻秘书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说：“我没有改变。事实上，我们掌握的关于克尔为何那样做以及他在做出决定时所掌握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担心他当时的所作所为。”

那么年轻一代的看法如何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兰克·邦焦尔诺（Frank Bongiorno）说，今天的学生们看待这些事件的态度“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学和历史学学生一样，发现这些事件令人着迷。”

“但当时上演的那场高风险博弈对他们来说有点像古代历史。他们会觉得这就像是在思考雅典的伯里克利（Pericles）或罗马的凯撒（Caesar）一样。”

惠特拉姆应该会很乐意被拿来与凯撒大帝相提并论。他确实喜欢引用内维尔·弗兰（Neville Wran）的一句玩笑话：“有人说凯撒大帝接手罗马时它是一座砖城，而他离开时它成为了一座大理石城。”人们会这样评价高夫·惠特拉姆：他上任时，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郊区都没有下水道系统，而他离任时，这些地区都实现了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

Michelle Grattan是堪培拉大学的教授级研究员，也是《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的首席政治记者，本文最初发表于《对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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